卜濮的消失是系统性篡改历史造成的 贵州凯里 唐欿

发布日期：2025-10-30 08:36    点击次数：165

卜濮的消失是系统性篡改历史造成的 贵州凯里 唐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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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天我讲到了“楚子以舟师伐濮”事件，但当时信息来自网络一篇文章，居然还是一名知名学者。他说成是“昭公十七年”，我亦未怀疑，照搬。今越想越不稳妥，故翻出《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八》原文，才发现不但时间是错误的，连引文也有错误。原文如下：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郟。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原文准确的时间鲁昭公十九年，即公元前523年戊寅；“楚子以舟师伐濮”应为“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当时的国际形势如下：

楚吴矛盾尖锐：吴国积极扩张，此前已灭州来，对楚国东北部构成威胁，昭公十七年吴伐楚，双方在长岸交战，虽楚军先胜，但最终吴军夺回乘舟馀皇，楚吴战事不断，楚国疲于应对吴军攻势。

晋楚争霸持续：晋国为遏制楚国，灭掉与楚友好的陆浑之戎，削弱楚国势力范围；楚国则试图通过经营南方（如伐濮）和布局北方（大城城父），与晋国争夺霸权。

诸侯各有盘算：小邾子、郯子等小国朝见鲁国，试图在大国夹缝中维系关系；诸多小国因畏惧楚国而被迫依附，但内心多有不满，为后续局势变化埋下隐患。

今天我仍然要重点探讨的是当时的“濮”到底是什么国家？而古代中国史的黑洞就在这里。

与鲁昭公十九年对应的是楚平王六年、秦哀公十四年、晋顷公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那么，对应“什么样”的“濮”，又是哪一个“王”呢？

不难理解，当时楚平王还需要造船去攻打“濮”国，说明两国肯定是“划江而治”。不清楚吗？当时楚国的疆域并未包括长江以南。

这个历史谜底在《濮祖经》中，如下：

争抢不断，楚濮大战，元气大伤，简为濮王，李竹有功，封为次王，楚濮之争，留下乱根，濮之邦国，釜中求生，楚人换市，不纳濮进，间离诸侯，不近濮附，牂牁大国，衰弱有声，简王无奈，只有苦争。敬王八年，次王李竹，借耶朗梦，自建耶郎，拥简为王，李竹次居，敬王十年，耶郎为大，替代牂牁，牂牁不存，国土分二，南濮分建，南越濮国，北濮夜郎，各巫濮首，驸亦建国，大莫小箓，且兰句丁，毋剑滇国，漏卧邻巫，也自建国，夜郎最大。

公元前523年，当时的“濮”国叫牂牁国，王简接替王周成为第七任牂牁王，也是最后一个王。楚国逐渐坐大，牂牁国力衰弱，四分五裂。公元前512年己丑，夜郎与南越分别独立，还有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滇国、且兰、句町、漏卧等。2025.10.1，10:02

二

为什么要死死纠住“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语）和“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左传》语）这两句话不放手呢？

因为这个是汉文献自己记载的。我们不禁要问，这被零星记载却被选择性失明的“濮”国历史问题难道是一般的问题吗？

“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指的是楚国闹独立，而不是“开发”“开辟”。这句文中的“开”，是“开裂”之“开”，就是在闹独立。因为它的出身密码在《濮祖经》中，并不在篡改历史的汉文献之中。楚王熊通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其实就是从普国（公元前828年癸酉至公元前686年乙未存世143年）闹独立，那一年是公元前704年丁丑。

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指的是当时楚平王建造水师进攻长江以南地区。这一年是公元前523年戊寅，当时长江以南地区属于一个叫牂牁的国家（公元前686年乙未至公元前510年辛卯），时任牂牁王是王简（公元前523年戊寅至公元前510辛卯在位14年）。

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强化“濮国”这个词语呢？因为它并非我杜撰，而是出自《濮祖经》。

百濮聚合，交出权杖，共建濮国，众拥大元，百濮之王，各方濮首，共为和王，大猿山邻，和王宫邑，修建合邦，万邦协合，集散物场。

看清楚了吧？这个“濮国”是“大元”（人名）建立的，所以在卜濮史中“濮国”又叫“大元国”。简称“濮”或“大元”时，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

公元前1769年壬辰，大元建立濮国，这个时间就是在《濮祖经》的记载上推定出来的。当时夏王孔甲在位。没有发生“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的独立之前，楚国本就属于所谓的“百濮”之列。在“巫”国时期，楚就叫“巫楚”。

如果不是《濮祖经》横空出世，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数典忘祖”，其实就是那些“贼喊捉贼”的后发文化！2025.10.1，16:31

三

“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见《国语·卷十六·郑语》）

《国语》这个关于“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的记载，又将《史记》关于楚武王熊通“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即闹独立的时间提前了。

蚠冒在位17年（公元前757年甲申至公元前741年庚子）。

当时的“濮”已处于普国时期（公元前828年癸酉至公元前686年乙未）。与蚠冒同时期的普王叫芒（公元前778年癸亥至公元前737年甲辰在位42年）。遗憾的是，《濮祖经》没有记载芒王期间跟各国的历史事件。

“犴病归天，芒继王位，芒是巫师，凡事问卜，不改犴制，普和天下，普国昌盛，濮众和亲，芒闲无事，教人习巫。”

如果说芒王在位期间还会“普和天下，普国昌盛”，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因为《国语》记载了楚蚡冒“始启濮”的独立事件。

所有的汉文献都没有写清楚长江流域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

由于楚国最早兴起于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这就好象它的崛起是在原来宗主国的腹心地带来了一个中心开花。于是乎，发生了汉文献令后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因为一旦认为“濮”一定就是在楚国南部、西南部、西北部，那么出现这一句“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左传•昭公元年》）就无法理解了。

这也难怪历代都有人在此处争议不断。其实关键在于空间上的不可思议，“吴”与“濮”怎么可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还需要“楚”来当和事佬？

鲁昭公元年即公元前541年庚申，当时的“濮”已叫牂牁国，是第六任牂牁王周在位第6年。我们从“吴、濮有衅”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的楚国疆域并未阻断牂牁国与吴国的接壤，或可想象，今之江西大部分在彼时牂牁国境内，只有这样，才会发生吴濮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其实，我们看历史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当楚国疆域并未到达长江以南或西部时，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它真的不应该被“百濮”“百越”这个族名掩盖历史的空间，它就叫“濮国”！2025.10.2，13:11

四

（十六年秋八月）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

杜预（222-285）在“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句下作注，“百濮，夷也。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见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公十六年》）相信杜预关于“百濮”并无政权建制的观点就是汉文献的定式思维。

但历史真相究竟何在呢？是否允许努力保有卜濮史最后薪火的《濮祖经》亮出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呢？

鲁文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庚戌，对应楚庄王三年，秦康公十年，晋灵公十年，周匡王二年，而对应的牂牁国是第3任牂牁王它于二十二年。它于在位24年，自公元前632年己丑至公元前609年壬子。

“齐晋称雄，周王不济。春秋时期，晋文公始，晋强霸北。北方诸侯，晋君统辖。楚霸南方，南方诸侯，由楚统辖。牂牁归楚，楚数疑濮，封锁防范，挤压扰侵，每每而为。它于听历，急训护首，遣往巫统，招士护濮。”（见《濮祖经》）

卜濮史承认，当时的牂牁国已处于听任楚国的南方霸主地位。但发生了“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麇人”能一呼百应，说明它就不是汉文献界定的松散状态，而一定是类似于楚国的政权。“麇人”是不是牂牁国的代名词呢？肯定没有直接证据。但从《濮祖经》表述看，“麇人”或许就是卜濮史上牂牁王“它于”。

算上蚠冒公元前757年上位“始启濮”至楚庄王公元前613年上位，其间共有7任楚王，历时144年，楚国从独立崛起走上了“南霸天”。它的壮大，未必值得称道，我从卜濮史看到了——楚国就是濮国的掘墓人，它的自私，它的荒诞，它的辉煌，是西汉之前将“巫”“卜”“濮”等文化标签彻底撕下的主要推手！2025.10.2，21:13

五

唐欿与谭佛佑先生

其实，如果不是因研究卜濮史需要，我可能很难去碰《左传》。这可不是一般的典籍，不是嘴上说看就看得顺，看得进的。

今晚，跟谭佛佑先生微信上留言交流。

谭:昔言，“春秋无义战”，鱼大鱼吃虾，虾大虾吃鱼。这也算是历史。

唐：看卜濮史还觉得，北方话语权对南方历史的系统性篡改。恍然大悟，“巫”也是统一国家之名，“卜”亦然，而这两个实为国家的名词被职业化、人身个体化，显示出所谓的史前文明，其实就是征服所致。最著名的那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历代误解“维新”之“新”，实则为“新主”之“新”。

谭：新主之释，精妙无比。《大学》引述。

唐：其实也是“敬新主，做新民”之意。《尚书》有一篇《多士》，就是一篇征服者的口吻，羞辱被奴役修洛阳城的殷商精英阶层，活脱脱的法西斯面目——让你们活着就是最大的恩赐。再看《逸周书•世俘解》才了解周武王就是一个战争屠夫。

谭：对头！完全正确。

2025.10.2，23:0

六

即便历史遭到系统性篡改，但不会留不下一点蛛丝马迹可循。今天我们来探讨“蚩尤”问题。如《史记•封禅书》有如下两处原文：

“於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

我们可以从上文得知，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都是有“蚩尤庙”的，因为蚩尤是作为“兵神”供祭的。秦始皇拜祭过，汉高祖拜祭过，又何以到了后世就踪迹全无，或成了意识形态禁区呢？

或许这个历史谜题只有到卜濮历史文献之中去感悟。

仡佬、汉，本一家。刘邦，濮人也，举事建汉，濮人跟者剧，转汉归他族者多。△（见《九天大濮史录•第一•读<仡佬源说>》）

濮人刘邦，斩蛇举事。濮众相帮，灭秦楚项，建汉王朝，统一天下。刘邦为皇，又称刘邦，西汉高祖。西汉高祖，神勇睿智 ，篡濮假汉。诛杀叛王，夷蛮戎狄，吸化为汉，重用人才，大倡儒道，结儒举伐，集书图库，奸修史录。郎王傅永，不理刘邦，独拒濮方，采砂营商。（见《濮祖经》）

信奉蚩尤的苗族人民如今远在今之大西南，而原籍今之江苏的刘邦也怎么信奉蚩尤？这以他和秦始皇都只是在敬兵神来解释，过去或可糊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卜濮史是在“指控”刘邦！刘邦就是“濮人”！

昨天我们探讨了楚国蚠冒“始启濮”和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我们在空间已经有一个认识，假定“濮”是从东海之滨至今之大西南的空间跨度，楚国的崛起正是将之拦腰截断。有了这个空间认识，我们也才能理解大西南的“濮”只能是“劫后余存”，中部、东部的“濮”印迹荡然无存。不过，太湖流域仍在供奉“汪芒”，或可认为那是“卜濮”文明气若游丝的一点尚存。今天我们看到的良渚神徽，它不是“蚩尤”又会是什么？

看到了吗？卜濮史对刘邦的“指控”是无比严厉的——“篡濮假汉”“奸修史录”，等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主编《史记》，已经基本上消除“卜濮”曾经的存在。2025.10.3，10:44

七

我们在洋洋洒洒的二十五史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关于悬棺葬法的明确记载和解读。核心问题在于，悬棺是“南方之王”的归宿，而不同于北方帝王地下穴葬法。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北史·僚传》提到“僚者，死者竖棺而葬”，这个“竖棺”并不是悬棺的葬法。三国时期吴国《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东南沿海土著民族习俗：“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此为最早明确描述悬棺葬的文献。顾野王《建安地记》（南朝梁陈）首提“悬棺”一词：“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将武夷山悬棺神化为仙人葬所。

到了唐宋时期，《朝野佥载》（唐）详述五溪蛮葬俗：“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大柩，弥高者以为至孝。”首次记录悬棺的“自上而下吊装法”。《舆地纪胜》（南宋）记载江西、湖南等地悬棺遗迹，如饶州“仙人城”岩穴中的棺椁、铁冶等遗存，反映悬棺与当地巫文化的关联。苏轼《出峡》诗描述三峡悬棺：“铁楯横半空，俯瞰不计丈……瓦棺悲古葬”，以文学笔触记录峡江崖葬景象。

到了元明清时期，李京《云南志略》（元）记载云南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明确悬棺葬在西南的延续。《宜昌府志》（清）记录湖北雾渡河箱子岩悬棺：“传有避乱崖上，有木箱至今不朽”，反映悬棺在清代的遗存状况。许瓒《东还纪程》（清）考证湖南沅江流域悬棺，提出“趁涨水引棺而上”的假说。

但不管它们怎么记载，也不管世人怎么好奇悬棺这种特殊葬法，所有的汉文献就像睁眼瞎，绝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记载和令人信服的解读。悬棺的谜底在《濮祖经》中。

“濮乃天子，死亡归天。尸存岩崖，洞石岩阡。部落头人，死亡归天，尸葬于地。濮众往祭，捧手握手，触脚仰天，呼喊天主，接引上天。”

这个葬俗起源于商汤初年，将“卜”“大合”总称为“濮”的时候。初步计算，若商汤元年为公元前1669年，那么至李云义去世的1081年，这个悬棺葬法就存在了大约2750年。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悬棺遗存是从东部福建直到西部川渝滇都有的古文化遗迹。

红崖天书位于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晒甲山岩壁上，那里附近的崖洞就是夜郎国创始人、第2任夜郎王李竹（公元前540年辛酉至公元前468年癸酉，享年72岁）的葬所。而红崖天书是李竹子女写给父亲的悼词。2025.10.3，20:22

发布于：贵州省